种子大量依赖进口，农业会不会遭遇“芯片危机”？

    世界一流的种子企业，无不是在市场回报的激励下成长起来的。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人们对高科技产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卡脖子”技术成了坊间热议的话题。而瞭望新闻周刊日前报道，近年来，国际种业巨头控制我国种业市场来势凶猛，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包括全球种业前十强在内的70多家国际种企进入中国，一大批洋种子渗透到田间地头”。这也引发了担忧：洋种子会不会成为农业领域的“芯片”，被人“卡脖子”卡到饭碗里？

    “种子依赖”情况不同于“芯片依赖”

    实际上，“种子依赖”和“芯片依赖”的情况有较大差别，后者主要源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而种业发展其实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减少对国外品种的依赖，核心还是要在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习近平总书记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由于产业链演化和科技研发布局等历史原因，我们的高技术产业确实有较大的缺陷，不少关键性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而且存在技术上的代际差距，赶超起来的确非常困难。

    表面上看，种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调查显示，我国主要作物中，水稻、小麦国产化率还比较高，玉米、马铃薯部分依赖进口，而不少蔬菜品种则高度依赖进口。不过，深入分析就会发现，种业面临的情况与高技术产业还有较大区别。

    首先，我国种业具备完整的研发体系和良好的研究基础。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在这一理念指引下，长期以来国家在种业的公益性、基础性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我们有相当的技术储备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而国内种业企业的研发能力也正在快速提升。国内有一批种业企业，在产业布局、研发投入、人才延揽方面直追国际巨头，在优势品种上与国际前沿的距离也在逐步缩小。

    实际上，种业的技术普及度要远远高于互联网、芯片等高技术产业。可以看到，与高新技术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甚至少数几家公司的情况不同，优势品种分布在世界各地：玉米种子来自美国、蔬菜种子来自韩国、水果种子来自日本、辣椒种子来自以色列……高普及度、高分散度本质上意味着低风险。

    因此，国际种企进入中国市场，根本上说是资本的本性使然，把这种市场优势上升为“卡脖子卡到饭碗里”，并不客观。

    破除种子依赖，“市场化改革”是关键

    当然，对技术有信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风险。必须清醒看到，我国种业科技对经济的贡献度还比较低。研发能力和技术储备很多都没有转化为市场的真正供给；市场需求不足，又会反过来制约技术创新。

    客观地讲，种子、化肥、农药等方面已经是农业中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但仍旧存在不少体制机制弊端。其中，最突出的是，科技供给与市场需求存在断裂。

    早在2016年，有关部门就制定了扩大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的改革指导意见，意在解决种业科研和农业生产“两张皮”以及种业科研成果转化上的“肠梗阻”问题。

    但多年下来，改革成效并不尽如人意。其主要问题在于，仍然没有明确科研机构与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定位，科技投入机制仍旧处于模糊境地，研发激励没有真正落地。

    因此，振兴民族种业，需要进一步深化农业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首先，要将具有内生效益的技术研发活动放手交给市场。世界一流的种子企业，无不是在市场回报的激励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应加快建立商业化农作物种业科研体制，探索针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奖励机制，推动中国种子企业不断做大做强、走向世界。

    其次，公益性、基础性技术研发由政府承担，但要有合理的制约机制。在种业领域，除了能够市场化的技术研发活动外，还存在一些像植物原生境保护、种质资源保藏等难以市场化的工作。这些只能实行政府兜底，采取公益性投入方式完成。但为了打破一些部门的本位主义思想，可以考虑实行科研经费的分配权、使用权、评价权“三权分置”，形成不同部门间互相制约监督机制。

    最后，在育种技术监管方面，不妨更加灵活。例如，国际上，转基因育种已全面铺开，我们进口的玉米、大豆大多都是转基因品种。在此局面下，未来不妨在审慎的安全监管框架下，加快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推广，正面回应公众关切，不断增加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审批和品种审定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