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1971年7月,美元危机爆发,美国政府于8月15日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这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支撑国际货币制度的两大支柱有一根已倒塌,由金本位制衍生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解体。40年后的今天,全球金融危机依然深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导致新的美元危机。这使不少人勾起了对金本位制的念想。全球金融体系究竟如何改革?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需要怎样的“锚地”?本报约请两位作者撰稿就此展开深入讨论。是为“东方青年学社”与本报联合创设的“争锋”栏目的第一期。
国际货币体系难以退回到金本位制
高帆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为了刺激本国经济而连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无论是在1944-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还是上世纪70年代迄今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始终充当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角色,因此美国的美元多发政策在助力本国经济的同时,自然会通过储备资产价值改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际贸易条件变化等渠道而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负外部性”。美国单方面确立美元政策,但此政策的负面后果由其他经济体来分担,这种不对称格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时就已存在,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此格局衍生的矛盾和弊端就更为充分地显露出来,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成为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问题。
在本质上,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是找寻一种与各国货币可保持相对稳态、并具有中立和全球准公共产品属性的价值“锚”。由于黄金在纸币出现之前长期承担一般等价物的职能,且在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黄金在世界范围内确实充当了价值“锚”的角色,因此,有观点认为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就应回归到国际金本位制,以黄金作为国际储备和国际结算的主要工具,不同国家货币均与黄金价值之间形成汇兑关系。这种方案的出发点,即试图找寻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替代,但从实施条件来看,国际货币体系很难退回到金本位制,必须依靠其他机制设计来修正当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
首先,从黄金储量来看,以黄金作为国际价值“锚”难以适应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区别于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格局,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以信息经济为技术支撑的第二次全球化阶段,此次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等各方面均远远超过此前的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国际贸易和跨国要素流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伴生物,而大规模、普遍化的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要求价值“锚”在体量上能够与之匹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的数据,2010年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值为150822.20亿美元,进口总值为153038.42亿美元,面对如此庞大且持续增长的国际贸易总额,已有的国际黄金储备却相对有限,其增加程度也较为迟缓。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给出的数据,截止2011年1月,世界各国官方黄金持有量合计为27198.6公吨,这种黄金供给规模难以满足国际贸易和跨国要素流动的潜在需求,这暗示着黄金难以稳定地充当世界结算货币和计价货币的重大职能。
其次,从黄金空间分布来看,以黄金作为价值“锚”也难以彻底消除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就自然属性而言,黄金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就经济属性而言,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市场发育甚至历史机遇等也会加剧黄金空间分布的非均质性。尤其是美国在黄金拥有量以及储备占比中均具有明显优势,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退回到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仍难以摆脱美国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实质性操控。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给出的数据,截止2011年1月,世界各国官方黄金持有量中,美国官方黄金持有量为8133.5公吨,占世界各国官方黄金持有量的比例为29.9%,占美国黄金储备总额的比例为75.2%,美国当前是世界官方黄金持有量最大的国家以及黄金储备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与此相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官方黄金持有量分别为1054.1公吨和765.2公吨,黄金储备占国家储备的比例分别为1.8%和3.1%,显然与美国的黄金持有状况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从货币体系转换来看,即便不考虑黄金的空间分布特征,以黄金作为国际本位制也面临着从已有体系转向新体系的“多重风险”。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动和调整是一个系统性事件,它会引致不同国家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重塑,也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资产的价值重估。在以实物黄金作为价值“锚”的背景下,国际间以黄金为纽带的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将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而黄金与各国主权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将会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在黄金要取代美元来充当世界储备工具和结算工具的情形下,如果难以设计出理想的美元退出机制和黄金进入机制,则黄金估价必将快速走高,而美元估价必将骤然走低,这对于此前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国家、机构、个人而言无疑是一个“财富缩水”的过程。从全球经济的现实格局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储备资产往往具有较高的美元占比。根据IMF的“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数据,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比重虽呈现出下降态势,但迄今仍超过60%。如快速转向金本位制,各国庞大的美元资产规模必将面临价值急速缩减。
最后,从未来的努力方向来看,受约束的美元发行政策和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国际货币体系渐进式完善的现实选择。主权货币充当国际价值“锚”相对于贵金属而言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好处,但却面临着主权国家通过货币超量发行来获取“铸币税”的风险。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依靠一种或多种主权货币来充当国际货币仍是一种次优选择,且不同国际货币的切换和重组也需要长期的渐进式演化。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在全球范围内仍具有相对优势,因此短期内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很难遇到根本性挑战。在此条件下,世界各国、尤其是欧元区国家和“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应首先保持自身经济增长的稳健性,同时应不断加强经济对话和合作,依托双边或多边机制形成务实型共同治理机制,依靠集体力量对美国的美元发行纪律形成外部约束。同时,伴随着不同国家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对储备资产结构进行适当调整,储备资产的多元性和黄金储备占比的适当提高有助于减弱对美元的倚重,事实上,各国储备资产的结构变动对于美国谨慎确立其货币政策也是重要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当然要通过多元努力来改善自身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但更为关键的是要以只争朝夕的态度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依靠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完善实现包容性、持续性增长,促使绝大多数国民更为均等、更为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样才能在本质上摆脱国际货币体系中受制于人的窘境,也才能更好地达成持续增进本国国民社会福祉的发展目标。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意在自救的经济政策,通过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严重损害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利益。美元内在价值的萎缩使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稳定性引起质疑和担忧。
于是,人们怀念起“黄金的年代”。1880年至1913年,全球主要经济体政府承诺将各自的主权货币币值与黄金挂钩,并保证以固定的本国货币计价价格自由兑换黄金。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建立在各主权国家国内货币体系普遍实施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是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经济迅猛增长,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由金本位制衍生而出的金汇兑本位制(1925-1933年)和布雷顿森林体系(1945-1971年)主导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
金本位制下,各主权国家的纸货币供给数量和增长率都严格受本国货币当局黄金储备的制约,国内价格水平受到严格控制。只有当国内黄金产量或储备短期内急剧变化时,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才会有较大波动。由此,与黄金挂钩的各国货币间的汇率是固定的,通过黄金流入、流出,协调平衡各国国际收支的差额,最终导致各国国内价格水平的一致变动。在纯粹的金本位制下,各国的储备资产只有黄金,因此不必担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影响本国储备资产的价值损益。但是,所有参加金本位的国家都必须在实质上放弃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权利,承诺资本(黄金)的自由流动以换取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与各国货币保持稳定汇率的利益。
怀念这段“黄金的年代”的有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哈佛大学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巴罗,以及目前炙手可热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罗恩·保罗等。金本位制究竟有何魔力,一直让人念念不忘呢?
首先,历史经验表明,实施金本位制可以长期保持较低的通胀,维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金本位制下,只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摧毁经济活动或新金矿被开采,才可能导致一段时间的高通胀。根据Rutgers大学波铎教授测算,美国在1880-1914年纯粹金本位制下的年平均通胀率只有0.1%。美联储明尼阿波利斯分行两位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实施金(银)本位制的经济体的年通胀率平均只有1.75%,而同期那些实行不可兑换纸币制的经济体,年通胀率平均高达9.17%。
其次,实施金本位制有效限制了政府滥发纸币以收取“铸币税”的权利。格林斯潘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尽管美联储发行美元是一种不可兑换的法定信用货币,但美联储一直努力遵循的货币供给政策其实只是复制了金本位制下的货币发行模式而已。美国在1970年代经历的高通胀是由于美联储发行货币时,缺乏有效制度约束引起的,而这正是源于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终结了金本位制在美国货币体系中的法律地位。他还坚持认为,各国央行所发行的法定信用货币都将不可避免地制造慢性通胀,而各国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模仿金本位制下货币发行的主要特征,设计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以控制货币的过量发行从而降低通胀。
再次,由于国内实施金本位制带来各国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使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各国货币以几乎固定的汇率用于国际商品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大大降低了商业活动的不确定性。各经济体间的国际收支失衡也最终由黄金储备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进而影响各国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的自动调节。
最后,金本位制能够有效遏制政府的长期赤字财政,政府无法制造通胀来逃避或减轻偿债责任。依据黄金储备增长来发行货币,并承诺以固定价格自由兑付黄金的央行,不可能无限制为财政赤字提供融资,并成为公共债务的最终买单者。金本位制让政府在实施赤字财政和积累公共债务时,面临更为严格的制度性约束。
因此每当世界经济经历扩张-通胀-衰退的轮回后,特别是此次世界经济危机后,要求回到“黄金的时代”的呼声甚高。上一次认真研究重回金本位制的可能性,是经历整个1970年代高通胀和低增长的里根总统,尽管最终这一提议被否决。
毋庸置疑,重返金本位制确实面临重重困难。比如,国际黄金储量不足以支撑当前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的需求。但是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要求所有国际贸易都用黄金收支结算。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完全可由各国货币结算。只有国际收支不平衡时,才用黄金支付贸易差额,进而影响两国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最终重回均衡状态。因此理论上,黄金要匹配的仅仅是贸易收支的差额部分,而不是总量。
再比如黄金储备的空间分布及其不均,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一是实行金银混合本位制。这也是历史上金本位制下,大多数国家实际执行的货币发行方式。黄金储量不足时,政府可以以一定的黄金兑换比例用白银作为货币发行的储备。特别像中、日这种缺乏金矿资源和储备的国家,实际上实施的是银本位制。第二是广泛吸收私人持有的黄金储备。根据IMF的统计,各国政府官方持有的黄金只占全球已开采黄金总量的8.65%,其余91.35%为私人持有。一旦恢复金本位制,制定出合理的黄金汇兑价格,私人持有黄金即可以转化为发钞准备的黄金储备。
还有恢复实行金本位制将额外产生的大笔交易成本和各国货币汇率重估发生的价值损益等都是棘手的问题。但在强调转型中可能遇到问题的同时,我们更应当认真审视和理解“金本位制”坚持者们背后更深层次的诉求。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佐利克还是格林斯潘,所担忧的都是现行法定信用货币的发行过程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而无力自我约束。综观人类经济史,唯一曾经长期有效实现货币发行的“非政治化”、脱离人为干预的货币体系就是金本位制。过去30年,各国央行都以维持国内价格稳定为优先的货币政策目标。依靠央行独立性和自我约束式的制度安排,在经济危机发生前,似乎能够实现发行货币的同时维持低通胀率的目标。但经济危机后,制度安排上应当独立运作的央行,屈从于政治或公众意愿,从最初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而增加货币供给,最终沦落为政府公共开支和公共债务的最终买单者。而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者,在面临避免国内经济衰退和维持储备货币币值稳定的选择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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