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通胀是当务之急。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今后一段时期,将“稳定价格水平”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主要原因。
其实,自今年7月CPI涨幅突破3%的警戒线并节节升高后,决策层就不断加大收紧流动性和稳定物价工作的力度。从效果上看,蔬菜批发价格连续第五周下降,1元钱以下蔬菜重现市场;大蒜、生姜、苹果等前一阶段价格涨幅过快的农产品价格有所回落。不过,食品价格虽然有所回落,但CPI涨幅却没有随之回落,整个社会上的通胀预期仍旧较强。究其原因,除了11月份翘尾因素较大外,还与国内流动性充裕、货币过剩、资产价格泡沫明显、劳动力以及生产成本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有关。当这些影响因素明年继续存在时,再加上明年较高的翘尾因素,预计明年通胀压力将会更大,明年上半年CPI涨幅同比将不会低于5%水平。
一般来说,防范通胀概括起来有三个办法,形象地说就是“一压一拉一化”:一是通过价格管制和对厂家进行物价补贴等行政手段,压住价格上涨的冲动;二是通过收紧银根和抑制流动性,将价格拉下来;三是通过减税、增加居民收入等措施,通过提高居民通胀承受力来化解通胀压力。
综观我国为防范通胀所打出的一套政策“组合拳”,上述措施都有所涉及,不过在实施过程中都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例如,对于价格干预措施来说,一方面,在物价持续恶性上涨的情况下,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保民生保稳定是很有必要的,既有依据,又有先例。不但我国《价格法》有明确规定,而且德国、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也有政府控制、干预物价的法规和先例,新加坡就有专门的《物价控制法》。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资本投资渠道不够通畅,炒作之风盛行的情况下,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地打击游资炒作、囤积居奇等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前段时间大蒜、绿豆等炒作行为被打击后,价格直线下跌得到印证。不过,这种措施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短期内可以起到价格管制措施,但从长期来看,如果价格干预过度,牺牲市场对资源之基础配置作用,有“违背市场经济”之嫌。因此,有关部门在采用这个措施时,也是慎之又慎,不会大规模地采用。
对于货币政策,一般可以通过控制信贷增长、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等方式来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进而改变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稳定物价水平。不过,这里面也有“两难”问题:首先是一个“度”的问题,即货币发行到什么规模才是“稳健”的?如果过度稳健,可能导致经济降温、房价下跌,失业率增加,这种危害甚至超过通胀。因此,货币政策由宽松到稳健的目的是使我国经济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它既要管理好泛滥流动性,也要以信贷促经济增长,以信贷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及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毕竟“稳增长”是一项主要任务。
其次,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的“两难”。理论上,在目前我国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达到历史最高点、央票发行遇冷、其他政策工具实施空间在缩小的情况下,加息相对来说是一个抗通胀的选择。不过,一旦加息的话,将产生多种后果:境外热钱可能持续流入我国,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波动,推升国内通胀压力;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影响企业生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成本增大,还债压力加重。如果不加息,其他政策工具则难以真正抑制通胀。
另外,目前有专家、学者提出增加居民收入,提高通胀容忍度来“防通胀”。决策层也采纳了此种观点,据央视报道,明年我国经济调控目标是GDP继续保八,CPI升幅由原先的3%升至4%。这两个指标不仅透露出政府对明年中国经济的判断与预期,反映出政府的务实态度;更大的深意在于可以让政府明年在实施宏观调控时更具灵活性,可以统筹考虑需要与可能、当前与长远、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特别是要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留出足够空间,切实把工作重点和各方面的注意力引导到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能耗、保护环境和改善民生上来。不过,笔者担心的是,本来此次通胀形成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成本增加。如今要提高居民收入,而居民收入中最主要的是工资收入,如果居民工资收入增加,肯定会推动劳动力成本增加,进而推动通胀。这样一来,提高居民收入与通胀就构成了一个“鸡生蛋,蛋又生鸡”的关系。如果居民收入增加速度赶不上通胀的速度,那么这种措施效果仍旧不大。
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以及统计局公布的CPI和公众感受的CPI有很大差距等原因,社会目前对通胀的容忍度很低,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不高。根据近期央行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的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为调查以来(1999年四季度)最低,当期物价满意指数降至13.8%。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通胀容忍度等于变相降低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因此,这里面也有一个如何拿捏到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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