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三季度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2%,三季度增长6%。受世界经济增长下滑、中美贸易摩擦和英国脱欧等外部不利条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链条中亦出现放缓迹象。同时,三季度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下限,也是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
中国经济短期波动的内因
出现短期经济波动的国内因素主要包括:
首先,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转换有波动。从投资看,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1~9月固定资产累计投资增速5.4%,低于5.5%的预期和上半年5.8%的增速。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较大,但是多属于减税降费等长效机制建设,短期效应不如过去加大政府支出来得快。
从衡量消费的常用指标看,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67万亿元,增长8.2%,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而9月7.8%的增速比6月的年内高点9.8%低了2个百分点。
第二,我国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政府目标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向改革开放创新要动力,新旧动能转化需要一定时间,但我国经济韧性足、弹性大,经得起一定的波动。在各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形下,虽然短期经济增长仍有放缓风险,但从国际比较看,仍然属于增长较为突出的经济体。
从经济增长的潜力看,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投资效益下降。二孩政策后,新生人口从2016年的1786万下降到2018年的1523万,远未达到有关部门预测的4750万。人口比上年末净增53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381‰,创下新中国新低。新常态下潜在GDP回升需要时间。
中国经济增长受外部因素影响
首先,经济增速放缓是应对中美贸易博弈的必然代价。
贸易摩擦无赢家,中美都付出了经济增长减速的代价。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推进,美国实际经济增速从2018年一季度的2.5%下降到2019年二季度的2%,下降幅度达到25%;从年度来看,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是2.9%,2019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只有2.4%,下降幅度是17%。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从2018年一季度6.8%下降到本季度6.0%,下降13.3%。年度增速从2018年的实际数6.6%下降到IMF预测的2019年的6.1%,下降幅度7.6%,两相比较,中国的下行坡度比美国小得多。
其次,目前世界经济同步放缓明显,中国无法独善其身。
经过十年的复苏,各国正在走向繁荣周期末期,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全球经济衰退的征兆越来越多。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因素,如生产率增长缓慢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造成拖累。
IMF预测美中贸易局势到2020年将导致全球GDP水平累计下降0.8%。作为先行指标的PMI指数连续走跌。美国、欧盟、印度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放缓至2.1%、1.3%和5%,创下近年来新低。8月,美国、欧元区、日本和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指数皆在荣枯线50之下,其中美国创下2016年2月以来新低。
三大国际组织同时下调经济增长预期。IMF已五次下调世界经济展望,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从2018年7月的3.7%下调到3%,10月的预测比7月的3.2%大幅下跌了0.2个百分点,创十年来新低。经合组织(OECD)甚至预计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2.9%和2.6%。OECD的全球综合领先指数从2018年10月开始跌破长期趋势100,最新公布的7月指数探低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99.02,预示着未来一年全球经济还会放缓。世界银行6月将2019年和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2.6%和2.7%。
同时,10月欧元区消费者价格指数也降低至0.9%的通缩边缘。由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全球增速下降将从外需、资金流入、预期、金融资产价格等方面传导到中国。
IMF对中国2019年和2020年经济增长预测从2018年10月的6.6%和6.2%降至2019年1月的6.2% 和6.0%。2019年9月,OECD预测,中国2019年和2020年经济增长为6.1%和5.7%。世界银行预测是6.2%和6.1%。2020年,即使中国经济增速为6%,美国经济增速为2%,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超过美国的两倍。
“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基本可以实现
为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过度刺激,各国财政和金融状况恶化。债务上升很快,企业和政府杠杆率高企,当前,美国的杠杆率超过250%,日本则超过500%。未来各国应对下一场衰退和危机的能力大不如前。
2018年,经过去杠杆的艰苦努力,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从2017年的158.2%下降到153.6%。未来稳经济可以加强货币信贷投放和地方债发行力度。2019年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219万亿元,同比增长10.8%,高于名义GDP 增速。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杠杆率反弹,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目前到了债务周期的后半段,经济增速放缓的概率上升。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经济增速降低有利于维护对外平衡目标。货物和服务等经常账户顺差是国际收支的基础性顺差,一直占到了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80%以上。但2018年经常账户顺差比上年减少了70%。未来经常账户不容乐观。2019年上半年,经常账户顺差106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2228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293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主要缘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增675亿美元,重要原因是进口数量下降3%。
相反,由于投资拉动,从2017年以来进口价格指数持续高于出口价格指数。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最近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和进口价格开始下降。反映全球商品价格的路透CRB商品指数目前徘徊在380的水平附近,比2018年5月贸易摩擦前的高点450下跌了大约15%。
同时,作为新动能的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2019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60%,服务业占GDP 的比例从40%提高到了55%。服务业比第二产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就业从2008年的100万人增加到现在的200万人。2018年新增就业1361万,已连续6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求人倍率(有效职位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达到1.27,为十年来最高。2019年1~8月,新增就业984万人,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高水平,仅次于去年同期的990万。9月份新增就业1097万人,环比增加了107万人。此外,社保的完善,也使失业问题不会带来2008年危机后农民工返乡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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