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处方”正是体医融合的一座桥梁，将医疗机构与健身机构，医生与健身指导人员连接在一起。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动“体医融合”，鼓励医院培养和引进运动康复师，开展运动促进健康指导。

    近年来的很多政策中，体医融合多次被提及。日前，IEI国际运动处方菁英培训班在深圳举行，记者采访了来自国内外该领域的多名专家学者，他们认为，“运动处方”正是连接体育和医疗的关键桥梁。

    运动是良医

    “生命在于运动”是流传了数百年的朴素体育健康观，而近年来，不管是医学界还是体育界，严谨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验证“运动是良医”这句话。

    1992年，美国心脏协会宣布身体活动不足是心脏病的主要因素，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身体活动水平与全因死亡率存在相关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发现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肿瘤在内的很多慢性疾病，都与缺乏或者运动不足有相关性。

    在我国，为期30年、著名的“大庆研究”发现，包括运动干预在内的生活方式干预促使糖耐量受损患者糖尿病累计发生率、糖尿病并发症、心血管疾病风险及发病率显著下降。再次证明长期改善生活方式是可以实现的，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和临床价值。

    美国运动医学会前主席、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詹姆斯·斯金纳说：“对于很多慢性病来说，合理运动就是最好的药物。”

    处方搭桥梁

    运动是良医，但具体到每一个人，运动之前都会面临这样一串问号——到底应该进行什么运动？每次多长时间？多大强度？多少频次？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停止或者调整？

    对于健康人群来说，这或许并不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对于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来说，没有科学的运动指导，将很容易面临风险。

    而运动处方恰恰就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根据每个个体的不同体质和疾病情况，制定精准的运动指导方案。

    其实，运动处方的概念最早诞生于美国，已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应用和发展。简单来说，运动处方是由专业的医师和运动指导人员根据病人具体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处方的形式对其运动的频次、强度、时间、方式、运动量、安全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指导，以帮助病人通过运动锻炼改善健康水平，预防和治疗疾病。

    “运动处方”正是体医融合的一座桥梁，将医疗机构与健身机构，医生与健身指导人员连接在一起。

    事实上，在国内部分地区，以运动处方为桥梁的体医融合已经开始进入到实际应用阶段。

    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医学研究所体育医院的运动处方门诊开诊，目前已经制定出一套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等慢病人群个体化运动处方。2019年年初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糖尿病健康管理门诊的开设，把糖尿病患者的运动指导落地到实际中。

    2019年初，深圳市卫生健康委、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深圳市教育局联合下发《关于实施体医融合行动计划的通知》，开展运动处方培训试点，组织全市体育老师参加运动医学相关专业培训等，推动体医融合服务项目落地。

    瓶颈待破解

    不少业内专家认为，在国内，运动处方完成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但其发展也面临着不少瓶颈亟待破解。

    首先是人才的缺乏。“医学健身”的概念在国内方兴未艾，但在美国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在美国，目前医学健身中心80%以上的到访者是由医生转介而来的。而在国内，具有运动处方系统知识、能够开具运动处方的医生和健身指导从业者寥寥无几。

    此次培训的主要讲师之一、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王正珍说，一张运动处方的出炉，要经过健康信息筛查、医学检查、运动风险评价、体适能测试和评价等多个准备步骤，在处方开具之后，还要进行实施过程监控、实施效果评价、运动处方调整和修订等一系列后续步骤，才能保证处方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因此，不管是医生还是健身指导从业者，接受运动处方的培训就成了重中之重。以这次培训班为例，培训班由IEI国际运动健康研究学院主办、奥美健康集团承办，约70名学员中有七成来自医疗系统，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健身机构、健康管理机构和养老机构的运营者和专业服务人员等。

    奥美健康董事长徐峻华和他的团队与美国运动医学会等机构合作，将运动处方的相关课程引入中国，在线下举办培训班，为学员提供运动处方软件和小程序，并开发了相应的线上课程和考试平台。

    “医生、健身教练和健康管理人员经过培训，明确了在为慢性疾病人群运动处方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分工，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合理用药、运动的禁忌证判断、运动量推荐和运动中特殊注意事项负责，健身指导人员则根据医生提供的医疗信息制定并实施体适能测试方案和运动处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体医融合，这是国外的成功模式。”王正珍说。

    业内专家表示，目前制约医学健身发展的另一个现实的困境是，国内的医生、特别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工作普遍处在超负荷状态，如果增加运动处方等工作，医生要经历培训、资格认证等多个环节，让这个群体不堪重负。

    而如何给予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合理的激励，也是亟待破解的问题。目前，除了少部分地区和个别医疗机构的“体适能测试”和“运动处方”列入了收费项目，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没有运动处方的合法收费项目，即使医生具备开具运动处方的能力，也会面临“师出无名”的尴尬。

    每一张运动处方的背后都应该是严谨的科学研究在支撑，就像一款新药推向市场前要经过多次临床试验一样，只有明确的研究结果认为某项运动可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使病人获益时，才能应用到实践中来。

    因此，没有科研领域中的体医融合，就没有应用中的体医融合。而目前我们应用的更多的是国外的研究结果，期待着更多的适合中国人的运动医学研究成果。对于体育科研人员来说，一线的临床数据很难获得，而对于医学科研人员来说，体育又是一个“偏门”甚至被冷落的研究方向。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实践，可能都需要我们的政府从顶层设计和政策层面上去解决，而不管是体育部门还是医疗机构，都应该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融合。”王正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