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作出了令外界颇感意外的加息之举。
为什么中国货币政策转向来的那么突然？
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欧陆家嘴[19.16 4.19%]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灵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央行存在货币超发的问题，特别是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我看来，此次央行希望通过加息向市场释放中央决心调控通货膨胀预期的意图，以及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信号。”吴晓灵说。
有学者评论认为，此次央行加息不仅是“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终结，更是对过去10年，甚至30年过度依靠货币推动经济的一次重要的货币政策转向。
货币超发43万亿元
“央行加息其实来的太晚了，货币超发已经那么严重，早就应该实施收紧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这样告诉记者：“我们看到包括绿豆、姜、蒜、辣椒在内的农副产品轮番上涨其实都是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多余的钱在市场中乱窜，多年累计起来的过量货币已经给中国经济实体带来了巨大的通胀风险。”
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我国CPI同比上涨3.6%涨幅创下23个月新高；当月食品价格更是同比涨幅高达8%。那么，CPI的同比逐步增长是否是由货币超发引起的呢？
“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这是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的一句经典名言。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而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剧，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GDP增长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货币供给却极易带来通胀。
通货膨胀与货币超发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得到众多中国学者的认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周其仁近日即在其博客中警示“货币老虎越养越大”。
据统计，2009年底，我国33.54万亿元的GDP规模，是1978年3645.2亿元GDP规模的92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流通中现金+银行活定期存款+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却从1978年的859.45亿元增长到2009年底的60.62万亿元，为705倍。
吴晓灵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多出了4.6万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比差多出了27.1万亿元。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经达到了69.64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866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
央行操作独立性不足？
有学者认为，近年来的货币超发，其最大的诱因，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带给中国的通货紧缩之忧。
2008年12月，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樊纲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暗示称：“央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时代，要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也并不容易。”
这意味着在经济危机之后，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即有通过超量的货币发行来托住经济增长的想法。
由此，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的“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目标，最终却是以增长27.7%表现出来的，高出10个百分点。
有学者认为，正是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过去30年(特别是近10年)央行“积极”推动货币超发的情况推向了极致。吴晓灵在解释原因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过去那么多年出现货币超发的情况，存在央行调控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央行自身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调控技术逐渐成熟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央行操作独立性还有待与提高。”
但吴晓灵也表示，中国的央行不可能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有独立性。“中国的央行是内阁成员，在操作上如果有更强的独立性，我认为调控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虽然吴晓灵认为过去30年相当超量的货币都被新增商品（资源、土地等等）的市场化吸纳，但她仍然无法接受目前央行实行的超高的货币供给是“理所应当”、是“合理”的。
吴晓灵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将“十二五”规划期间GDP增速下调到7.5%～8%之间，未来几年的CPI控制目标上调到4%，那么未来几年广义货币增长率应该控制在13%～14%以下来应对流动性泛滥。从未来两年的央行货币政策来看，逐步收紧货币供应增幅并消化过多货币供应是当务之急。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
如何消化超量货币？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难解的问题。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形成从跨境贸易结算的结算货币进而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如果这样的话，从长期来看是否就并不需要担心超量人民币的出路问题了呢？
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曾担心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会对央行控制国内信贷规模产生影响。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境外人民币增多的话，对于央行调控广义货币会产生影响，考验央行调控能力。”
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来化解货币超发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吴晓灵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要计算货币供应量只能以国内的通货膨胀目标为主，调控该国的货币供应量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如果要加入国际流通因素来衡量或调控货币供应量则难以做到。
周其仁则在其博客中坦言，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
“最糟糕的组合呢？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周其仁写到。
分析评论
资产泡沫软着陆前景难现
若把时间跨度从2003年拉伸至当下，就很容易发现中国物价上涨主要来自城市服务性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
第一条线条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楼市飙涨)——城市服务性价格快速上涨，商业中最大的成本来自地价，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百货商店的商品销售价格比网购商品的价格贵出好几倍，在中国销售的品牌商品的价格比西方国家的售价至少要高出百分之五六十。
第二条线条是：城市生活成本快速抬升——城市用工就有了涨薪的需求——城市工资的上涨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上涨——从而牵引着农产品价格趋势性上涨。
我们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数据实证来分析近年来中国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与劳动密集型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暗示农产品价格上涨远非结构性原因：气候、灾害而减产，而是劳动力成本上扬，可以看到蔬菜、棉花等劳动力耗费多的作物的价格涨幅远高于小麦、稻谷。
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背后的因素有哪些呢？从人口结构看，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拐点的确在迫近，学界一致研究认为这个点在2015年。
经济学上讲，当经济体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有可能会加速上升。因为这意味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
“刘易斯拐点”是工资水平的转折，还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在学界争论很多。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但有一点可以相信，当拐点临近和到来时，所引发的工资的上涨应是像“沙丘”一样平缓和持续的过程，日本经验数据可以看到这一过程。但中国蓝领工人的薪酬自2006年以来的上涨却像“峭壁”一样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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